孔子到底怎样看待《易》及其卜筮

据《孔子家语》和《乾凿度》等书的记载，孔子年轻时对于《易》的本质并不大理解，常为自己占筮。一次，他偶然占得‘‘贲”卦。因为“贲”的意思是文饰、文采，所以孔子觉得不中心意，于是“愀然有不平之色”。(《孔子家语》：“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贲，愀然荀不平之色。”）有一次他偶尔占得“旅”卦，自己吃不准，便请教丁-商祺。“旅”卦卦辞为：“小亨，旅贞吉。”有象征占得此卦者虽然集大道于一身，却不能将此道广施于天卜之意。所以，商瞿对孔子说：“子有圣知（智）而无位。”意思是说先生您虽然具有圣人的智葸，却没有圣人的权位。孔子听后哭泣着说：“凤凰不飞来，黄河没有龙图出现，这真是天命啊!”(《乾凿度》：“孔子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请益于商瞿氏，曰：‘子有杀知而无位。孔子泣曰：‘凤鸟不来，河无图至，天之命也。.

尽管孔子相信天命，然而他却不听信天命的摆布，依然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努力进取。这从他一生的经历可以肴出来。孔子不为幼年的家境贫困所压倒，15岁即“志于学”。他学习既是为了修德，更是为了进业。当在乡里崴得“博学”之盛名后，就径自敢于挑战“学在官府"的传统，首创私学，将自己的学业贡献于社会，促进学术文化在社会上的传播和普及。为了更好地实现济世的理想，孔子积极寻求入仕，并在担任中都宰和大司寇以及摄行相事的短暂时间里，大显身手，尔后虽然屡遭挫折，俱仍然矢志不渝，在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中，其所费的心力和所遭受的艰辛，就足以证明这一点。ft到暮年，尽管入仕的志向最终未能遂愿，但他仍痴迷于自己所酷爱的教俘和文化典籍的整理。

关于孔子与《易》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仅有这样的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韦”，指熟牛皮条。古代用竹片写书，再用牛皮条编缀成册；“三”，泛指多；“绝”，即断。怠思是说，孔子晚年專欢读《易》，撰写了《彖》、《系辞》、《象》、《说卦》、《文言》。反复读《易》，致使编缀的皮条多次断开。他（感慨地）说：“如果多给我几年功夫，那么，我对于《易》所蕴含的礼仪则更加理解了。”

从司马迁的这段文字，我们至少可以领会这样三个问题：

一是孔子晚年喜欢《易》，喜欢到因反复翻读，致使编缀《易》的皮条多次断开的程度。

二是孔子把读《易》的心得记载下来，编写了《彖》、《系》、《象》、《说卦》、《文言》等传，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易大传》。

三是孔子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读《易》，以至于感慨地说：“要是多给我几年功夫，那么，我对于《易》所蕴含的礼仪就会更加理解了。”

只此三点，不仅足以说明了孔子对于《易》的喜爱程度，而且说明了孔子与《彖》、《系》、《象》、《说卦》、《文言》等通常所说的《易大传》的关系。

但是，由于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记述不洋，相关史料和文献的缺乏，以及人们的理解又见仁见智，致使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历来分歧和争议颇大。

—、到底孔子“晚”到何时才喜《易》，以至于“读《易》，韦编三绝”？

二、到底孔子对于《易》的整体认识以及占筮的态度如何？

三、到底孔子与《易大传》是怎样的关系？他在《易大传》的创作上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我现在就这三个问题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孔子到底“晚”到何时才喜《易》呢？

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没有明确说明，而历代人们对此也说法不一。从总体上说，历来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孔子是在50岁之时，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在50岁之后。而在认为孔子50岁之后喜《易》的意见中，则又分为两种，一种意见认为是在60岁之前，而另一种则认为是在60岁之后。

从《左传》、《国语》看，其中关于用《易》占卜论事的记载就有二十多条，学习、应用《易》的人广泛地分布在周、鲁、卫、郑、晋、齐、秦诸国，说明当时《易》已经广泛流传。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作为“十有五而志于学”，博览群书且不到30岁就收徒讲学的孔子,在接触其他历史文献的同时，自然不会不接触《易》。

从相关的史料和文献看，孔子对于《易》的理解，同学习的一般规律一样，历经了一个由浅入深、由不知“本”到知“本”的过程。由于史料和文献的不洋，我们虽然不能确知孔子在学《易》方面所历经的、具体年龄段的变化，但也可以作出大体的推断。

从《孔子家语》所id载的孔子“常 text-align: left;"/>

而从《论语》的相关记载看，在周游列国期间（55~68岁），孔子已经逐渐熟悉《易》，认识了《易》的本质，并对其中的一些卦格外重视。例如，从马王堆帛书《易》、《缪和》的记载看，孔子对“困”卦就格外重视。该篇记载说，缪和问于先生曰：“凡生于天下者，无愚知贤不肖,英不愿利达显荣。今《周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又言不信。敢问大人何吉于此乎?”子曰：“此圣人之所重言也，曰‘又言不信。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夫人道尤之。是故汤□□王，文王拘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公辱于长勺，越王勾贱困于（会稽），晋文君凼（于）骊氏。古古至今，柏天之君，未尝困而能……也乎？困之□为达也，亦猷……故《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又言不信。此）之谓也。”对于帛书《缪和》中的“子曰”，虽然有不同看法，但将该篇与相关文献如《庄子•杂篇•让王》、《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和《说苑•杂言》等联系起来看，便不难断定这里的“子H”无疑就是指“孔子说”。其中尤以刘向在《说苑•杂言》中的记载较详：

孔子遭难陈、蔡之境，绝粮，弟子皆有饥色，孔子歌两柱之间。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不应，曲终而:“由，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慑也，其谁知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子路不悦，援干而舞，三终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乐不休，子路愠见曰：“夫子之修乐，时乎?”孔子不应，乐终而曰：“由，昔者齐桓霸心生于莒，勾践簕心生于会稽，晋文簕心生于骊氏，故居不幽，则思不远，身不约则锊不广，庸知而不遇之。”于是兴，明u免于厄。子贡执巒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遇此难也，其不可忘也!”孔子曰：“恶是何也？语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医。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困于长勺，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

其大意是：孔子在陈、蔡之境逍难，没有了粮食吃，弟子们的脸上都露出饥色，可孔子依然在屋里歌唱。子路进去问：“老师您这样唱歌，合乎礼吗?”孔子不回答，等唱完一曲才说：“子由啊，君子喜好歌乐，并无骄横之意；小人喜好歌乐，却只是为了壮胆逞能，这道理谁知道啊？你是不理解我才跟随我吗?”子路不髙兴，拿起盾牌起舞，舞了三回而出来。直到第七天，孔子仍修乐不止，子路气呼呼地见孔子说:“老师您这样修乐，合乎时宜吗?”孔+不回答，等歌唱完了才说：“子由啊，以前齐桓公的称筋之心就萌生在莒受困之日，勾践的称霸之心就萌生在会稽受辱之时，晋文公的称霸之心则萌生丁•骊氏逍难之际。所以，居处无忧，则思考不会深远；身不受困则志向不会广大，智力低下的人不会有这样的遭遇的。”于是大家高兴起来，到次H困难过去。子贡牵着溜绳说：“咱们几个学生跟随老师遭遇此难，可不能忘啊!”孔子说：“倒霉算什么？古语难道没说吗？三次骨折成了良医。在陈、蔡之间受困，是我孔丘之幸运啊！你们这两三个学生跟随我一起受困，都是幸运之人啊！我听说人君不受困就不能成王，壮士不受困就不能前进。从前成汤受困于吕，文王受困于羑里，秦穆公受困于殽山，齐桓公受困于长勺，勾践受困于会稽，晋文公受困于骗氏。说起受困之道理，如同由寒转暖，由暖转寒而已，惟有贤明的人才独自知晓其屮的道理而不便明说啊！就如同《易》所说的：‘处丁•困境而仍能坚守其贞德即亨通其道的人，则仍然吉祥。所以说‘大人吉，无咎。在受困之际，光凭嘴说，人们不信，关键的是怎么去做。所以，圣人与一般人所讲的信用，是不一样的。”

将帛书《易》之《缪和》、竹简《穷达以时》以及刘向《说苑•杂言》等文献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对照，则不难发现他们的论述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用缪和的话说，人之生于天下，都希望“利达显荣”，但孔子认为“人君不困不成王”，所以，“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面对所遭遇的困境，就像是面对寒来暑往一样自然，惟有信守正道的人独自心中有数而不便言明。

孔子为什么格外重视《易》中的“困”卦？大概与他个人的阅历和感悟有关。他满腹经纶，踌躇满志，但在仕途上却屡遭坎坷，壮志难酬。“而立之年”想在自己的祖国入仕，却因“三桓”肆虐而不得志，避难齐国虽然得到齐景公的赏识，却未能见用，不得不回到鲁国，但因“陪臣执国政”，“离于正道”的政局依然未变，故打消入仕的念头,“退而修《诗》《书》《礼》《乐》”。好不容易熬得乌云暂退而执政五年，政绩卓然，“四方则之”，却终因奸邪挡道而不得不祈求到列国发展。然而，尽管他四处奔波，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楚、叶之间，磨破嘴皮，到处游说，却知音难觅，响应者寥寥，而且处处碰壁，屡屡遭难，以至一连几天连肚皮也填不饱，陷人“累累如丧家之狗”之窘境，就连跟随的弟子们也一度怀疑、抱怨。正是在这样的人生磨砺中，孔子逐渐揣摩、领会了《易》，尤其是“困”卦的本质。而帛书《易》、《缪和》所谈论的“困”、“达”问题，不仅表明了孔子当时所处的窘况，而且也表明了孔子当时对于《易》的认识，及由此所领悟的人生境界，都巳经达到新的髙度。

孔子逍遇陈蔡之困，发生在兽哀公四年。这时孔子61岁，刚过他所自诩的“耳顺之年”。他借当时的处境现身说法，阐发《易》的人生真滞，表明他当时对于《易》的研究和体悟，已经相当深刻了。

再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要》的记载看，孔子晚年对于《易》的喜爱可以说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帛书《要》关于孔子和子贡的对话所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勿（于）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于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翟（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

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徳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在解释这段文字之前，我们先解释一下“巫史”这两个字的涵义。

“巫”和“史”其实是古代两种不同的专职人员。“巫”，在远古是沟通天地、神灵、祖先与人之间联系的专职人员，掌管祭祀、卜筮、星历、驱邪、治病等事；而“史”则是从巫中分化出来的，旨在掌管天文、历法、卜筮、历史等的政府工作人员。因此，“史”是在国家、政府产生之后才出现的先有“巫”，而后有“史”。“史”仅存在于政府之中，是政府中的一^职位；而“巫”则广泛存在于全社会；“史”、“巫”在职能上虽有相同之处，例如都从事卜筮活动，但具体目的却不一样。

在了解了“巫史”的涵义后，我们可以解释这段话的大意了。其大意是：

孔子老了而喜好《易》，待在屋里时把它放在身边的席子上，出行时就把它放在行囊之中。学生子赣问他：“老师您当年教我们这些学生时说：‘缺乏德行的人，才乞求神灵；缺乏智谋的人，才频繁卜筮。我相信您的话，并且照您的话去做。可老师您怎么老了却也喜好这玩意儿了?”

孔子说：“君子说话向来是讲究准则的。剪除凶怪以求得吉祥，祓除灾殃以求得福祉。察看其要点，违背其德。《尚书》多有忽视，而《周易》则未曾丢失，而且里面还有古人的遗训。我并不一味地去卜筮。”……（子赣说:）“我听好多老师说：遵循正道而行仁义，那就不受困惑。可老师您现在不喜好《易》的卜筮之用，却喜好读它的卦爻辞，这是存心在常人面前标新立异，是奇邪不正的做法，（怎么）可以呢?”孔子说：“错啦！子贡！我来告诉你。《易》的道理……所以《易》的道理，使阳刚知道恐惧，使阴柔知道刚强；使愚笨的人做亊不妄为，使（聪明的）人做事不欺诈。周文王仁义，因为不得志才忧国忧民a而纣王无道，倒使得文王有所作为。为了避讳和招惹灾危而推演八卦，这样才使得《易》开始兴旺起来。我喜欢其钾惹……”子赣问：“老师您也相信其卜筮吗?”孔子说：“我占一页次而有七十次准确，就是周粱（梁）山之占法，也必然依照占得的多数相同的结果来断卦啊!”孔子说：“对于《易》，我把占问吉凶看作是次要的，我所®要的是探明卦象之徳义。学易的人应该通过卜筮沟通神明和人，以赞助造化神明的德行，从而明了数的神妙义理，再通过明了数的神妙义理进而明了卦象的德义。这样，在依据卜筮的结论作决断时，自觉地做到服从卦象的德义，内心恪守于仁^行为适合于义。如果通过卜筮只会沟通神人以赞助造化神明的德行，而不能明了数的义理，那就成了“巫”；而通晓了数的义理却乂不能明了数的德义，那也只不过是“史”。“史巫”的卜筮之术，我虽叫往它，却未呰去追求；我虽然苒欢它，但内心却不以为然。后丨tt的人如果要怀疑我孔丘的话，可能就是在《易》上。不过，我只是探索卦象的徳性，我与“史巫”是“同途殊归”（我们虽然都讲卜筮，但我要的是卦象的德性，而“史巫”要的则是卜筮的吉m0君子靠德行以求得福祉，因而虽讲祭祀，但并不频繁地举行祭祀活动；靠信守仁义以求得吉祥，因而里讲卜筮却很少应用。祝巫们靠卜筮以求吉凶的做法，对于君子来说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