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王演易？“文王演易"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说“伏羲画卦”，至今还不能说是信史而是传说的话，那么，“文王演易”，则可以说是信史而非传说了。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90年），在《史记》中，关于“文王演易”的记载有多处，如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西伯”即周文王。在《史记•周本纪》中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在《史记•日者列传》中，司马迁又明确地说：“自伏莪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从以上引文看，司马迁在《史记》中，显然是把“文王演易”即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作为信史记载的。

据考证，周文王，姓姬名昌，生于公元前1213年，卒于公元前1117年，活了97岁。他在位时，广施仁徳，礼贤下士，使其所管辖地区“周”日趋富强。在他82岁时，由于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积善累德，诸侯皆乡之，将不利于帝。”（《史记•周本纪》）意思是说他尽做善事，威望很髙，将来要威胁帝王的安全，因而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

羑里位于现在的汤阴县城北4公里、安阳市南15公里，地处羑、汤两河之间，是我国历史上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座国家监狱。

关于姬昌在羑里坐牢的情况，《史记》记载不详，而根据其他相关记载和传说，姬昌在羑里监狱被闪禁了长达七年之久，期间受到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和凌辱。纣王甚至将其长姬考（即“伯邑考”，“伯”是长子的意思，“邑”是封地或官名）杀害后做成肉饼（一说作成肉羹）让他吃。姬昌忍辱负車:，在痛苦而漫长的囚禁生活中，表面上借摆弄莕草来消磨时光，而实际上则志在韬光养晦：借用占筮，一方面用来迷惑、麻痹监管人员，掩饰其内心早就立下的灭纣的锐志；一方面慢慢思考灭纣的策略。后世的孔子将《周易》视为周文王的“讳而避咎”之作，是符合史实的。我认为“讳而避咎”，跟我们常说的“韬光养晦”意思相近。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周文王最终将伏羲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并将伏羲八卦的方位加以改造。

根据《史记》的记载，以及《周易》一书的成书过程来看，所谓“文王演易”就是指周文王完成了将伏羲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而并非指写作《周易》。

但是，世人却每每将“文王演易”理解为“文王写作《周易》”。

这是一种误解，是违背史实的误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呢？

这与对司马迁关于“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一段文字的理解有关。

在《史记•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上述一段文字作了提炼，这样写道：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后人将“西伯”改成“文王”，并将“昔”字去掉，将“大氐”改为司马迁在《自序》中用过的“大抵”，加上书名号，于是这段文字就成为现在看到的样子：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段文字，长期以来，成为鼓励身处逆境的人们奋发著述的经典名句。

但是，在对于这段文字的理解上，却一直存在歧义，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把“演周易”理解为“作《周易》”。

在古文向无标点符号的背景下，也许不易看出人们对于这段文字的误解，而一但加上标点符号后，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众所周知，《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传》一般认为是孔子及其弟子和传：弟子所作，周文王没有、也不可能看到《易传》，至于《易经》，至少其中的多半卦爻辞，也是在周文王之后才完成的，周文王本人也同样不可能看到。

因此，就整体而言，《周易》并非文王所作，文王也根本不可能见到《周易》。所以，不但把周文王“演周易”理解为作《周易》大错，违背《周易》成书的史实，就楚理解为推演《周易》也不准确。

试想：周文王怎么可能对他生前根本未能见到的《周易》，进行推演呢？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至少在上述两处引文中，都称文王“演周易”呢？到底该怎么理解司马迁的原话、原意呢？

我认为，司马迁是在笼而统之的意义上这样讲的。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在内的《周易》早已问世，而且是《五经》中惟一幸免于秦火，得以薪火相传的一本。对当时的史料、文献等等都比较了解的司马迁，自然知晓《易传》是文王逝世以后多年才完成的著作，自然知晓《易经》的卦爻辞，大部分也并非文王所作，而是周公及其门人所作，甚至孔子及其弟子也参与了创作。就是说，文王在世时，不但《易传》还没有产生，就是《易经》，也还没有最终完成。

周文王在《周易》这本书上所做的工作，概括地说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了由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二是将伏羲八卦的方位加以改造，即由“伏羲八卦”（也称“先天八卦”）改造成“文王八卦”（也称“后夭八卦”）；三是，创作了部分卦、爻辞。

实际上，周文王只是《周易》之《易经》部分的首创者，而非完成者。从《易经》作为《周易》之主干部分的意义上来理解，也可以说周文王是《周易》的初创者。所以，我认为司马迁也只是在这样的意义，说“西伯演周易”的。

就是说，司马迁在此只是泛泛而谈，而不是严格论证。严格地说，司马迁所说的周文王“演周易”的“周易”，并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周易》。

说司马迁在此只是泛泛而谈，从这段话的内容并没有严格按照年代先后来安排，也可窥见一斑。按照年代先后，左丘生活在春秋时期，比屈原要早许多年，孙膑虽然大约与屈原同时生活在战国时期，但也稍早于屈原。所以，“屈原放逐，乃賦《离骚》”，理应放在“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之后，而且这样安排，即使按照文法、韵味讲，也丝毫并不比现在看到的原文逊色。可是，司马迁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司马迁不知道屈原活动的年代比左丘明晚很多，比孙膑也稍晚吗？从《史记》的内容尤其是从《列传》的内容看，显然不是。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没有按照历史年代来写这段文字呢？

我认为，无论是在《自序》还是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的这段文字，都非同一般，即不是一般地记述，而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的倾诉，其中充满了愤懑、羞愧等等极其凄楚而哀婉的复杂之情。

“发奋为作”，是这段话的点睛之笔，是司马迁从文王、孔子、左丘、孙膑、屈原等等的坎坷人生历程和“奋发为作”中，所得出的重要人生启悟，是他为了实现父亲遗愿、完成《史记》而自请宫刑，所切身体悟到的人生箴言，也是他向朋友、向世人所倾吐的肺腑之言。

作为恪守良知和操守的文人，尤其是秉笔直书的太史公，司马迁在李陵被匈奴俘获而不得不投降的事件上，应汉武帝的召见，仗义执言，实话实说，本是出于天性和职分，也是想宽慰为李陵亊件而震怒的汉武帝。然而，亊与愿违，却不幸因此而触犯了唯我独尊的龙颜，被判死刑。此亊发生在公元前99年，司马迁当时47岁。在生死关头，司马迁记挂着草创的《太史公书》即《史记》尚未完稿，想到他所熟悉的那些忍辱负重“奋发为作”的前贤，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对人生的价值有了更深的洞悉，产生“人固有-•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深刻体悟，因而决心效法前贤，为完成《史记》而毅然选择了“隐忍苟活”、“自请宫刑”。

这样，“发奋为作”就成为他感同身受、身体力行的座右铭。

由于宫刑是当时最下等、最让人耻笑的刑罚，所以，司马迁为此所承受的世俗和心理压力，所遭受的情感煎熬，是十分沉痛的。正如他在8年后即公元前91年完成《史记》后，在《报任安书》中所倾诉的:“是以肠一口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从这杜鹃啼血般的言辞中，不难看出，宫刑之辱给司马迁带来的磨难，丝毫不亚于文王、仲尼、屈原和孙膑等所遭遇的“拘”、“厄”、“逐”、“膑”等等苦难。要不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要不是为了把《太史公书》写成，他是绝不会选择“隐忍苟活”的！完成《太史公书》，是他“隐忍苟活”的唯一精神支柱。为此，奇耻大辱所带给他的强大压力，转化成了巨大动力，支撑着他“奋发为作”，度过长达8年近3000个炼狱般的日日夜夜，终于了却这桩心愿。他为此而欣慰，感到抵偿了“宫刑”所带给他的屈辱，纵然是千万次地被杀戮，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向好友任安所倾吐的：“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可以想见，司马迁在写这段文字时，内心的感同身受之情，是何等的强烈，何等的激荡胸膛，绞杀心肠！

正因为这段文字乃是司马迁内心情感的自然流泻，所以，司马迁才没有严格按照年代先后来写。

总之，司马迁的这段文字，重在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和真情实感，而非严格论证。司马迁所说的“西伯演周易”只是泛泛而谈。他所说的“周易”，并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周易》，而是《易经》，并且只是《易经》的一部分。

在周文王于监狱中韬光养晦的同时，他的幕僚也一直在用美色、宝马、奇珍异宝等等通过贿赂纣王及其亲信来营救他。89岁的姬昌被纣王赦免，还“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并告诉他，“谮西伯者，崇侯虎也”（《史记•周本纪》）。说明姬昌借占筮时韬光养晦的计谋起了作用。姬昌出狱后又主动向纣王献出洛西之地，请求免除炮烙酷刑。“炮烙”，也叫“炮格”（见《史记•殷本纪》：“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具体的行刑过程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用炭火烧热铜柱，令犯人在铜柱上爬行，犯人被灼烫得堕入火中而死；一说是在浇铸而成的铜格下烧炭，令犯人在格上行走，犯人被灼烫得堕入火中致死。不管哪种说法，都能看出这种刑法是很残酷的。姬昌不惜献地而请求商纣王免除这种酷刑，因而深得民心，威望大增，得任“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这就是“西伯”这个称号的由来。

由于商纣王的残暴、奢靡，使得商王朝政亊日非，内部矛盾加剧，而姬吕则继承和发扬祖上的传统，躬行仁义，和谐万邦，善于化解诸侯之间的矛盾，使得归附于周的诸侯国逐渐增多。姬呂还求贤若渴，招贤纳土，毕恭毕敬地拜隐居在渭河之滨借垂钓以待明主的姜子牙为军师。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姬昌开始实施其灭纣的计划。首要的是先巩阂壮大自己。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促使经济富足的同时，他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社会风气，使其领地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使周所在的西北方得到巩固。在巩固壮大自己的基础上，姬昌又向东发展，灭掉在纣王面前诬陷他的崇侯虎（崇国），将国都自岐邑迁都于丰。然后带领儿子姬发，继续向东扩张。于公元前1117年染病身故后，由姬发即周武王承继其灭纣的大业。姬昌在位约50年，到其晚年，周的势力已非常强盛，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商朝的大部分国土已经归属于周了。周武王姬发实际上是在其父所奠定的坚实基业之基础上，完成伐纣灭商之伟业的。但是，姬昌终生并没有称王。“文王”这个称号，是他的儿了•周武王伐纣灭商取得天下后，才追封给他的。

对于“文王演易”之事，至今众说纷纭，主要是由于对相关史料的搜集和理解不同，再加上相关的传说中带有神话、虚妄等成分所致。我在这里权且谈谈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即使撇开那些带有神话和虚妄敷衍之辞的传说不谈，单凭《史记》的记载，“文王演易”并最终完成将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一亊，就理应得到肯定。

我在前面讲了，所谓周文王在“演易”方面的主要页献有三：一是完成了由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二是将伏羲八卦即“先天八卦”的方位改造成“文王八卦”即“后天八卦”；三是，创作了部分卦、爻辞。

在这个过程中，周文王肯定借鉴、汲取了前人的相关成果。因为在他之前，至少在殷商，就已经开始了从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和卦、爻辞的创作。这在已经出土的殷商甲骨文等相关卜辞中，在近些年重新发现的《归藏易》的残留文字中，均已经得到证实。尤其是卦、爻辞的创作，更是经历了从符号到符号文字，再到文字，并且经过逐步推敲和洗练的漫长衍变历程。到周文王时，这个过程也并未结束，一直到他的儿子姬旦(周公）、孔子及其弟子等，才摄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