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把天、地、人称为“三才”。“天时、地宜、人力”三才统一的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农业科学思想观念，而它的萌起则在夏、商、西周时期，甚至更早。

农业是在开放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生产活动，天气与地力是两个最主要的客观条件。而任何生产活动又都离不开人类本身的奋斗、努力，农业生产（特别是当时低水平的农业生产）更是如此。天、地、人就合成为农业生产中三个最主要的因素。这三个因素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有不少是可以明显看到的，因此，有一些认识在很早就开始萌生了。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卜辞甚多，而其中又以卜问天气对农业影响的为最多，特别是水早之卜更占居多数。在《诗经·小雅·鱼丽》中有云：“物其有矣，唯其时矣。”《说苑·辩物》引此诗云：“物之所以有而不绝者，以其动之时也。”其所指的含义虽然较广，但其中包括作物与农时在内则是无疑的。《尚书·洪范》中又载：“庶征：曰雨、曰旸、日燠、日寒、日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序），庶草蕃民（芜）。

一极备，凶；一极无，凶。”这是说各种征兆如雨天、晴天、温暖、寒冷、刮风，一年之中这五种天气齐备，并各自以正常的秩序出现，百草就茂盛。任何一种天气过多，就会产生凶荒之年；任何一种天气过少，也同样会造成凶荒之年。这里以“庶草”概言一切植物，也包括农作物在内。

这些都又使我们想到：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气象学之所以相当发达，与农业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与重农的思想观念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人们要确定年、月季节，要掌握天气变化的某些规律。特别是像雨水的多少、季节与节气的变迁，对农业的关系更大，我国古代的季节划分，最早只有春、秋两季。甲骨文所显示的春季是从十月起到次年的三、四月，秋季是从三、四月到十月。这样划分的出发点与原则都只有一个，即“春种秋收”。西周时期又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划分，并逐渐开始产生二十四节气的划分，也都是为了农事能紧密地跟上时令而不至于有违农时造成歉收。

在《夏小正》中，大多在讲了一系列的物候变化之后，就要讲到农事的安排。如“正月”中在讲了物候变化后，就讲到“农纬厥来”、“初岁祭末，始用畅也”、“农率均田”等等的农事活动。这是在二十四节气建立以前，古人根据物候变化来确定农事的实施时间。而二十四节气，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成的。农事对节令的依赖性非常强，“不违农时”是一条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总结，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如此。这些认识，在战国时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审时》中有比较集中的阐述，而其中许多具体内容是早就产生了的。

土地是一切植物生长的地方，庄稼也不例外。《说文》“土，地之吐生万物者也”，《尚书·洪范》“土爱稼稿”等，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甲骨文中有许多卜辞是占问可否种某一种作物，或种下去能否丰收的辞文，这其中也就包含有地力的高下、是否适宜的因素在内。如，水稻在原始时期的南、北方都有发现，说明当时在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都有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