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古文献中，可以说再没有别一部书可以超过《周易》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热度。从先秦典籍可知，此书自问世以后，甚至在形成过程中便已成为当时人们处理日常行事乃至国家大事的精神支柱。连儒家创始人孔丘见到它都十分赞叹，爱不释手。战国后期，《易传》问世，经过《易传》的探赜发隐，《周易》在中国文化史上取得了“大道之源”的地位，被汉儒推崇为“六经”之首。回顾中国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潮，人人常简称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然其内蕴，莫不贯穿《周易》精神。这就是易文化传统，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易文化传统是在一系列的否定中积淀下来的肯定。这种肯定无疑地是经过筛选了的，是先民们所选择的最适应这个处于特定生存空间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东西。它反过来又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惟其如此，它才得以成为传统。

在历史长河中长期积淀而成的易文化，就其外在形式而言，除了传统的语言文字特色以外，还表现为力图摒弃抽象的纯理性推论，而趋向于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即用典型的共相去揭示事物的一般规律。那些丰富的、隽永的哲理诗和寓言，都是这种文化特色的明证。就其内涵而言，其趋向可撮要为四点。

第一，天人合一的天人关系论。《周易》八卦的出现，标志着先民们已经自发地开始了思考周围世界的问题。《周易》的出现，则反映了人们力图窥测天道奥秘以图避害获利、趋吉远凶的功利主义心态。这种心态把人作为认识的出发点，把天作为认识的对象，于是天人关系问题开始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由于对天的属性的认识不同，形成了思想文化史上不同的认识路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被看作最高的学术境界，所谓“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达到这境界的，便是“圣人”，在“圣人”看来，天是真善美的绝对统一；人是天地中之最为贵者。一方面人是效法天地自然的；另一方面天之视听又以民为本，天人之际原本是合一的。因此，人只要顺天合道就可以有所作为。其在《易传》，叫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既包含了认定主观和客观存在同一性的思想，又包含了以民为本和遵循客观规律的思想。这种文化精神，孕育了中华民族对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的坚强信念和艰苦卓绝的进取精神，在今天仍然是应该发扬光大的。

第二，以一驭多的系统方法论。易文化把宇宙万有看作一个平衡、协调的系统，认为这个系统依存于阴阳两仪而派生于道（太极）。因此，把握了道这个纲，就可以把握这个系统的诸目。在它看来，自然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如同卦序和爻位一样，都是井然有序的，表现了一种神秘的必然性。这种从整体着眼的系统的思想，重视因果联系的思想，尽管根源于直观的想象，却与今天的系统科学不无相似之处，但由于“一生二”这个前提的错误而导致了理论上个别高于一般的绝对主义倾向，从而在民族文化心理上产生了两大消极影响。其一是沉重的命定论包袱减弱了人们追求理想和个性自由的热情；其二，是这种绝对主义符合了统治阶级建立那种宝塔式的统治机构的政治需要。无论是先秦儒家的“等级名分”论，墨家的“尚同”论，道家的“贵一”论，法家的“绝对君权”论，或者是秦汉以来的“三纲”论，“宗寡贵一”论，“道统”论和“理一分殊”论，都对于延缓奴隶制特别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负有重要的历史责任。

第三，阴阳交感的循环变化论。尚变是易文化的重要特色。倚于阴阳交感而生变化的观念发展成为许多科学家、思想家解释自然观象和社会现象的基础理论。中国人早就慷得了阴阳相生相克贯穿于一切时空之中。这种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不安于现状的穷通变达心理。但这种求变的心理又是有保留的，即只求达中而不敢越位，希望改良而反对***。这与易道的封闭的、循环的思维路数是分不开的，而这种不极则不反的极髙明而道中庸的处世哲学，恰恰助长了我们民族性格中忍让和惰性的一面。

第四，重道轻艺的文化价值观。易文化的人本主义特质，又规定了古代思想家们重道而轻艺的价值取向。《周易》的功利主义经过《易传》的升华而被赋予浓厚的伦理色彩。《易传》说：“《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系辞》上）又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说卦传》)_这种疏解反映了儒家鲜明的学派性，其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儒家及其后学不遗余力地隆礼倡乐，制定纲常名教，用所谓“天理”去抑制“人欲”，目的在于诱导人们追求一种脱离实际的理想人格，认为这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本来，以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优秀的科学和技术，但在“正统”的眼里，却被视为“奇技淫巧”而难以抬头。民族的智慧之光被笼罩在严实的伦理道德的浓雾之中而不能为自己启明。直到明末，自然科学哲学的创立者、启蒙主义思想家方以智才正确地提出了“道寓于艺”的道艺观。他指出：“《易》冒天地，为性命之宗，而托诸筮策，以艺传世。儒者讳卜筮而专言理，《易》反小矣。”（《东西均•象数》）他批评儒家、理学尚虚而废实，重道而斥艺，是对《易》文化传统的歪曲，提出了“欲挽虚窃，必重实学”（同上，《道艺》）的呼吁，但是一炭之光，并不能引起民族心灵的深沉反思。

当我们试图揭开中国传统文化的谜底的时候，我们发现，诞生在这块古老的黄色土地上的《易》文化传统，如同不息的奔流，曲折地行进在青山狭谷之中。它以其丰甜的乳汁，孕育了而且继续孕育着一个从来也没有被征服的坚强而伟大的民族。同时也以其忠实的笔触，记下了这个民族的智慧发展的履印。它在哲学、史学、文学、美学、数学、天文学、中医学和养生学等方面结出的硕果，则展示了它自身无与伦比的价值和无限的生机，广阔的前途。使得任何主观上想遮断它、取代它、使它殇逝的企图，都成为幻想。正如不能把中国的邻国都变成海洋一样，也不能改变历史铸成的民族信仰。重要的是正本清源，对这个现实的传统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扬弃那些已经丧失其存在合理性的东西，发扬那些仍为人们所珍视的、有着存在合理性的东西，冲破那些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的羁绊，这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创造崭新文化，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